无论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儒家孝道文化,还是对于长辈的赡养义务,都极力提倡成年子女要照顾好年迈的父母。多数家庭都育有多个孩子,这意味着其可以共同分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这样,在黄昏之年需要依靠相关机构护理的便仅限于没有成年子女的老人。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赡养老人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根据该政策,每个家庭单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便使得独生子女在成年之后面临巨大的赡养父母的压力。随着此前并无多大负担的赡养机构突然之间的人满为患,独生子女已无法支撑如此的负荷。
这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得当代中国迎来了赡养老人新的困境。
机构护理价格高昂
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大多数中国家庭依然相对贫困。随着家庭平均规模的限缩,对于机构化护理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便使得专业护理千金难求。
儒家学说,逆转
与此前的机构化老年护理观念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将老人院视为更好的全天候护理设施。实际上,将老年家庭成员置于公共机构之下已成为一种奢侈的选择,卑微的中国家庭为此感到骄傲,但从不夸耀。
机构化护理优势的不断突现使得家庭护理成为次要且不受欢迎的选择。有关尊敬,孝顺老人,为老人提供物质准备的古老的儒学观点根植于中国文化与法律中,本该完全不需要借助公共机构。但是,如今,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分身乏术,对于公共机构的依赖愈演愈烈。
现代交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距离上的疏离
另一个改变中国赡养老人境况的因素是中国家庭巨大的地区流动性。在未出现现代交通之前,同一个家庭的几辈人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是非常普遍的。而如今,乘飞机或驾车到一个新的地方,像是学校,风景区,低污染城市或是为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都可以轻松实现。中国更是开发出了一种世界速度最快的高速动车。一些研究声称,有超过一半的置身于老人院的老人,其子女由于住得太远而无法照顾他们。
子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对老人看护的缺失
如前所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为中国家庭造成了诸多困扰,包括强制绝育,流产以及性别比例失调。它同时使得夫妻很难兼顾到双方年迈的父母。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共同分担老人的赡养义务,那么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其财务与精神负担都是极其沉重的。小规模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家庭功能失效并且儿童患精神与社交性障碍的比例会提高。
女性角色的转变
在此之前,女性一直是照顾老人的主体。但是,这一点也已然发生了改变。如今很多女性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意味着中国普通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样便更不可能独自承担看护父母的责任。
老人护理应需而兴
在80年代与90年代,机构化护理饱受非议——其被视为贫困,孤寡老人的最后之选。然而现在,中国的服务业日渐专业化,而且越来越少的依赖中央政府的资助。此外,中国家庭开始变得富裕起来,越来越多的子女能够承担起私营老人护理院高昂的费用。老人护理行业日渐兴隆,但是依然无法满足中国过多老龄化人口的需求。
护理院床位的短缺
中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需要更多的护理院床位,而其目前的供应量仅为老年人口的1.6%。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作出的标准是8%。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补足差额。
远距离看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成年子女越来越多的住在离父母较远的城市,这意味着指望他们贴身看护其父母已不再可行。由于越来越少的人口愿意居住在农村,以及各个家庭成员在不同城市的分离,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的尖锐。
有关老年人护理质量方面的规则极其有限
如同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在管理对老年人的机构化护理方面缺乏正式的规章制度。政府目前采用的体系是对家庭护理进行补偿,而不是将其机构化。政策需要作出调整,增加创业性投资,提供市场真正需求的看护。部分倡导者呼吁政府实行资格认证,能够让不同的家庭去判断任意特定机构主体的护理质量。
缺乏合格的护理人员
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护理营运商是另一挑战。在中国要想获得私人护理机构的运营执照是非常困难的,并且一旦获得执照,为机构配备员工也将面临重重挑战。因为老年人护理专业在中国并未被大众所接受,目前仍然缺乏合格的老年人护理专员。政府在这一领域对教育和训练项目的资助将会缓解部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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